开篇引导语

      在学生和一些朋友的鼓励下，我开了这个微信平台。方便与更多朋友交流。先把前久中国社会科学网发的这篇访谈录放一下，其中谈了一些个人的做学问体会。

　　杨福泉研究员：我于1955年9月17日生于丽江大研古城一个纳西族家庭，在丽江大研古城兴仁小学(现在叫丽江兴仁方国瑜小学)读小学、在丽江一中(现在的丽江市一中)读初中高中，然后上山下乡当了两年的“知青”，继而在丽江汽车运输总站当了一年的工人和一年的宣传干事。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我考上了云南大学中文系，因自己爱好文学，就读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大学期间，看书日多，眼界渐宽，渐渐沉湎于诸多自己原来不熟悉的知识和学科中，对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和纳西学等逐渐产生浓厚的兴趣，除了选修文字学、语言学、宗教学、民俗学、民间文学等课程外，还登门向云南大学纳西族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纳西学家和志武先生求教，学习纳西族东巴象形文字、纳西族历史、纳西拼音文字、国际音标等，1980年曾作为这两个前辈学人的助手，协助当时来云南大学进行有关纳西学学术交流的德国(西德)学者雅纳特(Janert.K.L.)教授工作了半个月，和他一起研究纳西语和纳西语当代文本，用国际音标纪录纳西民间故事等。雅纳特教授在1961年至1962年期间曾是应邀到西德进行纳西文献编目和研究的洛克(Rock.J.F)博士的助手，1962年洛克逝世后，雅纳特教授继续长期从事纳西文献研究。和他的这次初步合作，是促成我后来到德国进行纳西学研究的契机。

　　读大学期间，我利用假期回乡做过一些社会调查，完成了毕业论文《纳西族的古典神话与古代家庭》，还写了《论纳西族(殉情)长诗“游悲”》、《纳西族人猴婚配神话刍议》等，这几篇论文后来在学术名刊《思想战线》、《民间文学论坛》以及民间文学刊物《山茶》上先后发表了，这算是自己学术生涯的开始吧。

　　1982年1月大学毕业后，我在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工作了一年，有机会跑了云南的不少地方，增长了不少见识。1983年1月，我获得德国(西德)国家科学研究会(DFG)学术基金，应雅纳特教授之邀，到德国科隆大学与他进行合作研究，1985年1月返国，在1986年3月至1988年3月又再度赴德国科隆，完成了“德国亚洲研究文丛”第七种《纳西研究》系列著作4种，《光明日报》、《中国日报》等曾对此作了相关报道，说我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云南第一个走出国门与西方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并取得丰硕成果的少数民族学者，”当时出国不易，看来我确实算是改革开放后云南第一个出国进行民族文化合作研究的少数民族学者。

　　在德国的4年治学岁月中，我深深地感到，一个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学者的根和生命是在自己的故土，他的使命也是扎根在故土，与故土休戚与共。因此，我无心恋异国繁华，回到母亲之邦，开始了我走向田野，进行民族学、纳西学研究的漫漫治学路。我后来成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后，又在职攻读了云南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学位。从2006年起，我被云南大学聘为民族学学科的博士导师，至今也有11个年头了，迄今带了14个博士研究生。

　　我在德国是做合作研究，因忙于研究工作，没能读学位。1995年至1996年，我获得联合国大学博士后研究基金，到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UC.Davis)分校进行了3个月的博士后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参加的国际合作交流项目比较多，先后和美国、加拿大等国学者进行过关于丽江玉龙雪山农村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合作研究，关于抗日战争期间闻名遐迩的中国“工合”(Gungho,工业合作社)的历史和在新形势下重建农村合作社的研究，关于藏族和纳西族问候语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应邀到国外访学和讲学也比较多，先后应邀到瑞士苏黎世大学民族学博物馆、瑞典隆德(Lund)大学东亚、东南亚研究中心、瑞典国立远东文物博物馆”(The National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系(The 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 of Stockhome University)、德国斯图加特巴德·伯尔科学院、德国帕绍大学(Passau)、美国惠特曼(Whitman)学院、匹兹尔(Pitzer)学院、美国史密森博物馆协会(Smithsonian Institute)、美国康涅狄格学院(Conneticut College)、纽约联合学院(Union College)、加州大学戴维斯(UC Davis)分校,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简写UCL)、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意大利特兰托(Trento)大学、马切拉塔(Macerata)大学、日本京都大学、爱知大学以及埃及、泰国、越南、老挝、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大学和科研机构讲学访问。1999年至2001年曾任当时与云南省政府合作进行滇西北大河流域保护与发展(含国家公园)的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云南项目文化顾问。我还曾经到加拿大卑斯省的印第安人社区进行学术考察。2003年在美国惠特曼学院的首次“亚洲文化教育年”期间，为美国学生开设了1个学期的《中国西南的民族性与现代化》(Ethnicity and Modernity of Ethnic Groups of the Southwestern China) ,《中国纳西族的文化艺术》(The Culture and Art of Naxi People of China)等课程，受到该校学生的好评。期间还与该校人类学系主任孟彻理(Chas Mckhann)教授合作，在美国出版了一本《图像及其变化一东巴艺术中的再想象》Icon and Transformation: (Re)Imaginings in Dongha Art 。我在20多年来的国际学术交流中也开阔了自己的学术视野，汲取了不少国外同行的治学方法和经验。

问题二：长期以来，您在民族学人类学领域成果丰硕，是一位高产的学者，您能和我们分享下您主要的研究成果吗？

　　杨福泉研究员：到2017年，我从事民族学研究已经34个年头了，在这34年的学术生涯中，我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而对纳西学所下的功夫最多。迄今，我在国内外已经出版了33部专著，在《民族研究》、《世界宗教研究》、《新华文摘》以及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200多篇论文。其中10多种论著先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美国、英国、德国、荷兰、日本、泰国等国著名的学术刊物和学术论文集中发表，如我1988年在德国波恩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专著《现代纳西文稿语法分析和翻译》第一卷(是“德国亚洲研究文丛”第七种《纳西研究》系列之一)。1999年，我和加拿大魁北克大学社会语言学家汉妮(Feuer.Hanny)教授合作，在基于半年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写成的长篇学术论文《云南藏族和纳西族的问候语研究》在国际著名的学术刊物《藏缅语研究》(美国伯克利大学主办)上发表。其他论文包括瑞士苏黎世大学出版的《纳西、摩梭民族志—亲属制、仪式、象形文字》、瑞士出版的《科学的准确性》、美国华盛顿州出版的《图像及其变化一东巴艺术中的再想象》、美国纽约鲁宾艺术博物馆出版的《噶玛巴十世和西藏动荡的17世纪》、德国伯尔·巴德(Ball Bod)科学院出版的《原住民传统知识体系研究》、英国赛奇跨国出版公司出版的《两性、技术和发展》、英国伦敦出版的《东亚文化遗产的重新思考》、日本京都大学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编的《天地人》等。

　　我觉得在治学的过程中，了解国外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结果并与之对话很重要，所以，我还花了很大功夫，翻译了一些国外纳西学论著，主持审校和重译(部分)了美籍奥地利学者洛克博士研究纳西族的重要代表作《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由于此书很多正文和注释需要核对大量汉、藏、纳西文献以及外文资料，还有不少植物学词汇进行重译，因此，审校这本书所花费的功夫是相当大的。近年来，我还组织翻译了当代西方纳西学名著《纳西、摩梭民族志—亲属制、仪式、象形文字》。我的专著《东巴教通论》是在2004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9年结项时获得了优秀等级。2012年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由中华书局出版;2013年被评为云南省第17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对《东巴教通论》做了这样的简要评价：本书将东巴教和藏族本教、羌族原始宗教及藏传佛教、道教等做了比较研究，有意识地将东巴教置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动态发展中进行考察，剖析了东巴教对纳西族社会、民俗等的影响以及二者互动的关系。本书首次较全面地论述了纳西族东巴教的内容，对今后东巴教及其与纳西族历史社会、东巴教与本教、纳西族原始宗教与藏缅语族诸族群之间的关系，以及纳西族文化的多元性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将起到重要的奠基性作用;丰富了宗教学特别是中国少数民族宗教研究，对学术界展示了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宗教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于准确解读东巴文化及其当代变迁，对于东巴文化在民间的传承、保护和开发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写成的专著《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在2009年人选《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百年重要著作提要》,2011年人选了“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此书获云南省第10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这本专著受到国内著名藏学家王尧教授、历史学家尤中教授、何耀华教授、李绍明教授、何星亮教授和周智生教授等人较高的评价，著名藏学家王尧教授把此书有关藏传佛教与纳藏关系的章节收入了他主编的藏学论文集《贤者新宴》;《《博览群书》、《思想战线》等著名杂志发表了书评文章。《中国西藏网》、《西藏图书》等网站都发布了关于本书出版的消息和内容提要等。这本书多次再版，迄今已经有3种版本。

　　我的另一本专著《走进图画象形文字的灵境》2003年出版后，又于2007年再版;此书和这套书的其他3种获得云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2004年度优秀成果一等奖。我的专著《玉龙情殇——纳西族的殉情研究》入选了“2014书香中国”300位名人名家推荐300本好书”中。个人专著《纳西族民族志田野调查实录》获得云南省第十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06年，我52万字的学术专著《纳西族文化史论》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专著，是我集多年之劳的一个比较宏观的纳西学研究成果，其中汇聚了不少我多年的田野调查积累、学术观点和体会。该书获得了第十一届云南图书奖、云南省第十一次(2006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除了纳西学，我还做了一些有较大影响的专题基础研究，我的民俗学专著《灶与灶神》，是对中国的灶神信仰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全面研究的一本专著，在北京学苑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很快重印，后由台湾汉扬出版社在1996年再版;台湾云龙出版社于2000年再版。《灶神研究》一共出了4种版本。

　　我主笔的《火塘文化录》是《灶神研究》的姐妹篇，此书从民俗、社会结构、宗教信仰等方面首次对过去无人论及的中国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火塘文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析，应该算是一本以小见大的拓荒创新之作。《中国社会科学》曾发表了对该书的书评。由于此书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曾两次重印，并于2000年再版。该书还在1999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译成英文。此专题系列论文之一《论火神》被《新华文摘》转载，并入选由中国科学院编的《中国八五科学技术优秀成果选》(1990--1995)一书中);该文亦获云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1993-1995年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论文《略论纳西族东巴教的多元宗教因素》，2008年被选入由中国宗教学权威专家选编、代表中国当代从事宗教学研究的老中青学者论文最高水平的《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云南仅有5个学者的论文入选这套高水平的中国宗教论文集粹。学术论文《论火神》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被选入中国科学院编《中国八五科学技术成果选》。

　　我在阅读国内外敦煌学研究成果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敦煌文献中的吐蕃文书中有关于野马、马和牦牛等的传说中与东巴文献的惊人相似，于是进行了深人的研究，2006年在《民族研究》上发表了我的研究成果《敦煌吐蕃文书<马匹仪轨作用的起源>与东巴经<献冥马>的比较研究》。这篇文章有很多反响，敦煌学界将它列为敦煌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发现。一些敦煌学述评的文章都讲到了我的这个研究成果。

　　我在做基础研究的同时，也积极做应用性研究，1994年在泰国举行的“生态旅游与少数民族”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的论文《论生态旅游与云南的旅游资源保护》被国内外学术界公认是我国学者最早论述生态旅游的研究成果之一。《论生态旅游与云南的旅游资源保护》被国内外学术界公认是我国学者最早论述生态旅游的力作之一。此文中文本在《云南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发表后，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旅游经济卷》全文转载，后又被“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文摘”《国土资源文摘》摘载。1999年由美国学者贝尔曼(M.L.Berman)博士全文翻译为英文并进入国际互联网。

　　我的时评文章《“文化焦虑”弥漫当前社会》在《人民日报》的《人民论坛》发表后，有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社会学视野网等几十家媒体转载，学术网站“爱思想”转载为首页头条。有些省的中学把此文列为高中毕业考试卷的试题。《国学不应拘泥于陈年旧说》在《中国民族报》发表后，有“人民网”“中国学术论坛”等十多家媒体转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关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定义和认同的思考》在《中国民族报》发表后，也被《人民论坛》等20多家媒体和网站转载，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我主编的应用性研究成果《云南名镇名村的保护和发展研究》是较早的一本研究云南名村名镇的著作，获得云南省第十一次(2006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策划丽江——旅游与文化篇》在丽江受到各个阶层人士的欢迎。2016年出版了姐妹篇《丽江市和迪庆州旅游与文化互动发展研究》;2012年出编了《民族、宗教与云南的和谐发展》一书。2016年还与邓永进教授合作主编了《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研究》一书。

　　我的一些著作多次再版、重印或翻译成英文，在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以及国外都产生了一些影响，专著《灶与灶神》在大陆和台湾出了4种版本;专著《神奇的殉情》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后，又在台湾珠海出版公司再版，并被社会性别学专家、亚洲理工学院教授高文(Govind.K.)博士组织翻译成英文。

　　我在与学术界同仁严谨地切磋对话的同时，以雅俗共赏的方式写了一些比较通俗易读的田野纪实类图文长卷散文，力图将民族学家的调研研究以一种通俗的、大众能理解的方式“还之于民”，并让更多的非专业人士了解民族学人类学这门“以民为本”、叙述草根故事的内涵和旨趣。比如《寻找祖先的灵魂——融入纳西古王国》，先在台湾出版，后来在北京民族出版社又出了大陆版;还有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行茶马古道——滇藏之路探秘》，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版的《灵境丽江》后来还出了港台版《纳西凝古韵：山水丽江》;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纳西文明》，教育部曾推荐为《历史》(高一年级第一学期)教学参考书。2017年8月出版的“中华民族文化大系”《玉龙彩云：纳西族》，同该卷7本著作一起入选进入人民大会堂，提供中国共产党十九大代表阅读。

　　我迄今先后主持了5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其中1项是正在进行的国家重大项目的子课题，1项是重点项目。其中一项的最终成果《东巴教通论》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一项成果《多元文化与纳西社会》获“云南省1996-1998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问题三：您之前在接受访谈时曾提到您在研究中一贯遵循“微观实证，小题大做”的治学理念，您能和我们分享下您治学理念吗？

　　杨福泉研究员：是的，回首自己的学术研究经历，觉得自己确实比较注重“微观实证，小题大做”的治学理念和方法，在先做大量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做宏观研究。在德国与季羡林先生的师弟雅纳特(K.L.Janert)教授进行的4年合作研究中，德国学者那种穷究底蕴，小题大做，“钻牛角尖”的治学精神对我影响很深，有时对一个语词和语法的研究，都会花上几天的时间，写几十个句子来分析比较进行深究。所以我回国后写论文很多是从非常微观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比如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自己投稿被《世界宗教研究》和《民族研究》采用的几篇论文，其中有东巴教的黑白观念、箭在纳西信仰中的意蕴的研究，东巴经与敦煌文献的比较研究等，都是小题大做，可能因为钻得比较深，所以被权威期刊采用了。后来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和列入中国科学院八五学术成果汇编的《论火神》也是微观实证研究。这样的研究积累多了，我对做比较大的宏观研究就觉得心里有底气，比如在2012年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70万字的《东巴教通论》，因为做了20多年对东巴教的微观研究，就觉得写起来比较顺手，如果没有20多年微观研究的积累，是不敢写这样大部头的著作的。迄今已经出版3种版本、入选《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百年重要著作提要》的《纳西族与藏族的历史关系研究》一书，也是由长期的微观研究积累而成的宏观研究之作。

　　我觉得，微观入手，小题大做的微观研究积累得越多，自己对研究对象的洞察也会更为细致入微，而且做宏观研究也就会更有底气和得心应手。我最早在民族学所工作，所里提出的一个宗旨(可以说是“所训”吧)是很有道理的，即：熟悉一个民族,联系一个地区,研究一个专题。要做宏观研究，也应该扎扎实实地这样做起，没有积累，一来就做宏观研究，容易流于浮泛空洞。我院老一辈民族学家杜玉亭、何耀华老师等从基诺族、彝族的微观到宏观的研究历程，都给我们很多启发。德国著名人类学家奥皮茨(M.Oppitz)最近写了一本专门研究喜马拉雅地区萨满鼓(民间宗教仪式鼓)的巨著，他最初是从研究东巴教仪式鼓开始做这个研究的，都是见微知著的学术力作。我的研究成果中除了一些宏观的研究之外，所做的关于纳西宗教、民俗等的研究，开口都很小，有的就是考释一幅仪式中用的画，比如巫师桑尼(桑帕)所用的神像图、东巴用于丧葬仪式的神路图;对东巴口诵经《还树债》等的详细考试与研究;我的有些论文就是考释一两个宗教术语，比如我曾写了将近2万字的文章考释东巴教和本教的祭司称谓“本波”与“东巴”。我曾花很大的功夫写过一本专门探究东巴教中很独特的“生命神”的专著《生命神与生命观》，书中有的章节被国外学术著作选载。我后来主笔的《火塘文化录》(与郑晓云合作)、专著《灶神研究》这两本书，也是微观专题研究。我觉得，如果有更多的学者这样深钻细研穷究底蕴的研究做得多了，我们研究中华民族文化就有了扎扎实实的根基和积累，学术大厦都是这样一砖一瓦建设起来的。我迄今带了14个博士研究生，我都要求他们的博士论文要小题大做，深钻细研，不主张做很大的题目，他们应该先这样通过微观研究来进行学术积累，以后做宏观研究也就会逐渐得心应手和把握得准。

　　当然在做微观实证的研究时，对本学科和本专题密切相关的宏观理论，必须认真钻研和理解透，比如我在写《东巴经通论》时，列举国内外对原始宗教(或称原生性宗教)的定义，提出了不同于这些观点的看法，后来也在《宗教学研究》上专文论述过，对东巴教的性质做了论析，根据其丰富内容阐释了它与“原始宗教”“原生性宗教”“民俗宗教”“制度性宗教”等概念之间的关系。我提出，以作为学术界称之为“普化宗教”(diffused religion，或译为“分散性的宗教”)的民间宗教的一些定义来衡量东巴教，可以看出它与汉族和其他民族民间宗教的很多不同之处。用欧美学者和日本学者所用的“民俗宗教”定义的内容来比照东巴教，也可以看出它并不能涵盖东巴教的全部内容。我认为，从东巴教可看出我国各民族宗教形态的多元化和丰富性，我们需要根据各民族各种宗教形态来做更认真的钩沉考证、发微阐幽的实证研究，来具体分析其性质和功能，弥补原有的宗教学学术概念之不足，而不是照搬某种概念将其划定在某类现成的“宗教学范畴”中。写这样的文章，就必须认真学习相关宗教学的理论。研究火神灶神与火塘神等，就必须了解人类用火的历史以及火信仰、家屋制度与文化关系等理论。因此，其实可以说，没有一种微观研究不需要宏观的理论视野，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微观实证与宏观的理论视野结合得好，对比较宏大的文化现象和理论进行阐述时，也就会有自己的把握，我也写过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中华道德文明等方面的宏观文章，写过研究云南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等方面的专著与合著，也多次接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人民网等重要媒体谈当代社会宏观问题的采访。我觉得，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努力做到立足自己的专业、微观与宏观相结合、钩沉比勘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实证相结合，基础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

问题四：20世纪80年代初，您就开始出国进行民族文化合作研究，频繁应邀参与国际组织的合作研究，到国外高校和研究机构进行学术交流和学术研究，产出了不少优质的学术成果。中西学术研究经历（或者视角）对您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杨福泉研究员：我出国访学和讲学比较多，比较长的几次是：1983年1月至1988年两次在德国科隆大学做了4年的访学，做合作研究;1996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做了4个月的博士后研究;1992年还曾经到加拿大卑斯省的印第安人社区进行学术考察。2003年在美国惠特曼学院首次“亚洲文化教育年”期间，为美国学生开设了一个学期的《中国西南的民族性与现代化》(Ethnicity and Modernity of Ethnic Groups of the Southwestern China)、《中国纳西族的文化艺术》(The Culture and Art of Naxi People of China)等课程，受到美国学生的好评。期间还和美国学者一起组织了在美国几个城市和大学巡回进行东巴文化艺术展览。2014年我应邀到法国巴黎访学一个多月，讲学和完成一个学术研究。其他短期的出国学术访问也比较多。

　　出国进行学术交流，就必须有对话的基础和话题，彼此的了解与共鸣。在交流的过程中有合作研究、有独立的讲课和讲演等，面对各个国家同行提出的不同问题。在这些过程中，自己常常扮演一个文化使者的角色，把自己的文化介绍给对方，也和提问者一起深度探讨。同时，也学习国外同仁的研究方法、学术视角等。比如我去德国，与德国学者一起进行研究，与雅纳特教授一起创制了一套可以在打字机上全部打出的拼音文字符号，雅纳特称之为“科隆文字”(Koen script)，他的基本观点认为，这个“科隆文字”( Koen script)不是用来记音，但是可以方便书写，尤其可以在打字机上可以全部打出，而不是如国际音标一样用来记音的，我认为这和当下我国在使用的“纳西语拼音方案”有些一样，后者也不是用来记音，而是一种用来书写的拼音文字。雅纳特是目前西方学者中为数不多的从语言文献学角度研究纳西学的学者之一，其研究方法继承了德国传统的语言文本研究方法，以文稿为本，逐字逐句分析解剖，求其真意，翻译过程即是一个语音、词汇、语法的研究过程。方法以其严谨细腻、对实词虚词逐词逐句穷究文本底蕴的特点饮誉于世界学术界(如德国的梵文和印度其他语种文本的研究)，它除了能保留民族语言文化的本来面目和真实性之外，也为从多种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资料。同时，在这种深钻穷究、以语言、词汇、语法剖析为本的研究中，也能探究出不少有关民族历史、语言演变、民族关系、民俗宗教等方而的很多问题。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傅憋绩先生早年研究东巴占籍的方法与此有相似之点。

　　德国学者的治学方法和精神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回国后进行田野调查，养成了用国际音标记录讲述人所叙述的习惯，特别是向东巴采访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时，常常找不到确切的汉语来记录，必须先记下来，然后再慢慢琢磨可翻译成汉语的词汇。我后来的很多研究都是从基本的语词和概念的考释出发来深入进行，比如对东巴教鬼神系统的研究，对东巴文字经书和口诵经的研究等。德国人类学家奥皮茨将云南东巴文化与喜马拉雅区域其他族群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也对我有不少启发，促使我利用能找到的中外文资料，对本教与东巴教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当然，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还有待于对古藏文有较深造诣的学者对本教有更多深入的研究，方能在东巴教与本教的比较研究方面做得更深入。

　　20世纪90年代期间，我参与各种国际合作科研项目比较多，包括与加拿大学者合作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研究纳西与香格里拉藏族的问候语;与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学者们合作做的关于玉龙雪山区域生态和农村发展调查;与加拿大西门弗雷泽(Simon Frazer)大学国际交流中心合作在丽江实施《丽江工合的历史演变及其发展前景》项目;与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关于“滇西北保护与发展行动计划(含大河流域国家公园)等，还当了较长一段时间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云南项目的文化顾问。长期以来我与国外的学者交流很多，也了解了更多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理念，这对拓宽自己的学术眼界、了解国际学术理论和动向等都很重要。

问题五：作为一个优秀的民族学人类学家，您除了致力于推动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发展外，还长期致力于推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如积极争取资金和项目支持帮助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人的培养和乡土知识技能培训、扶助少数民族贫困学生接受教育等，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在这些方面的工作吗？ 

　　杨福泉研究员：除了学术研究，我看重自己作为一个民族学者与社区民众之间的那种血肉相连的情感维系和学者对社区民众的道义、良知和责任感;看重作为一个民族学者对社区民众的“回报”情结。因此，除了致力于民族文化基础理论的研究，我也积极参与关于民族地区经济、旅游和文化等现实问题的研究，尽己所能为当地社区民众办一些实事。多年来致力于推动各种国际合作的社区发展研究，长期在边远贫困地区作田野调查，与当地老百姓同吃同住，与国内外同事一起促成了丽江纳西族农村的一些合作经济实体;争取国际资金进行少数民族文化传人培养和乡土知识技能培训、在乡村小学里进行参与式的乡土知识教育等方面的项目;完成了“丽江纳西族民间文化传人培养的实践和研究”、“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自沙乡自沙完小乡土知识教育的实践”、“少数民族妇女传统手工艺培训”、“扶助少数民族贫困学生就学”，在丽江民族中学读书等项目;2015年我还主编了云南少数民族乡土读物进校园的一本书《听“云之南”的故事——云南民间故事中小学读本》，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

问题六：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心得吗？ 

　　杨福泉研究员：简单说，我的研究方法和心得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微观实证，小题大做。这是我多年来保持的一个基本学术追求，我认为如果没有细致入微的微观研究的调查积累，一砖一瓦地努力，就建构不起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大厦，容易流于空疏浮泛。这一点在上文里也说过，这里不赘述。小题大做的研究做多后，也就可以做一些宏观研究，从微观进入宏观的思考，要广泛涉猎理论知识和相关学科的知识，不受制于单一的学科。比如我研究纳西族比较多，内容涉及各种宗教、历史、民族、民俗、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当代发展问题等等。进入与纳西族同源的藏缅语族的比较研究，或者藏羌彝走廊民族的比较研究，如果不具备相关学科知识和对这个民族深入的了解，就很难做好，我对纳西学的研究涉及宗教、历史、文学艺术等，很多成果基本得到同行的认可，觉得与自己平时努力学习相关学科知识有密切关系。

　　第二、做自己熟悉乃至自己所属的民族，一定要保持客观性和理性，避免如有些学者就把自己的民族历史和文化过分拔高和理想化，形成自我中心主义。一定要广采博纳，了解他者的研究眼光和视角，他者的理论观点。既要能充分自己熟悉该族语言文化等优势深入进去深钻细研，又要能跳得出来做鸟瞰和旁观者清的审视。这样才会有理性客观的研究结果。

　　第三、读书既要广读博览，但更要精研细读。我常常对我的博士学生们讲，书籍浩如烟海，永无止境，人一生都要不倦地读书以充实自己，但在读博士期间，一定要围绕自己的研究主题精读国内外的相关的重要文章和著作。这和我们做某项研究时应该集中聚焦读书是一个道理。比如我写《东巴教通论》，就集中读了很多关于宗教理论、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原始宗教、民间宗教、原住民宗教、本教等诸多宗教理论的探讨和实际调研的论著，在写《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时，也读了中国民族史、明清史、滇川藏历史地理、滇藏贸易与文化交流史、本教、藏传佛教各个教派等的论著，国内外的都读，阅读量很大，但都是围绕着我正在做的研究主题，所以收获就比较大。现在青年学者外语好，更应多多涉猎国外的研究成果，因为中文的记录和研究很重要，但还是会有局限的。

　　第四、注重田野调查，做基础研究比较多的，最好学习掌握一下能以国际音标记音的技能，以求准确理解和解读受采访人的原意。如有条件，最好也学习一点调查对象的语言。我在做田野调查时，对采访者习惯用录音和记录相结合的方式，下来再认真琢磨思考。我有个习惯，想到什么问题或有什么灵感都随时记录，以免忘记，现在有了手机，这个更为方便。我有一次和著名学者汪宁生一起去瑞典访学，看到他也有这个习惯，而且比我认真，随时在记录，我后来看到他出版的国外访学记，很多是日记体，由此可见他有记日记的好习惯。

　　第五、我做过不少国际合作项目，一般都会有些调研方法的培训与学习。我是中国首批接受PRA(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参与式农村评估，简称PRA)培训的学员，由PAR的创世人罗伯特先生亲自自授课。这个方法强调的是深入调研点参与式访谈、观察，其中有结构访谈、半结构访谈、开放式访谈、村民讲述、村民绘社区图、以简单的文字写在小纸上表达自己的意见等多种多样的方式，应该说受益匪浅，也常常在调研中用，拉近了和社区各个阶层人士的对话与同堂共商，比如记得在德钦县进行讨论卡瓦格博登山问题的国际会议上，村民、活佛、不同学科的外国学者、中国学者、政府官员等同堂讨论，各种观点和看法很多样，各种观点各种表述都非常有利于对问题的清醒认知。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也不能死板地全部照搬，要灵活运用。比如有几次在乡村调研，同行的国外学者恪守PRA的做法与程序，一定要村民绘图，但有些村民不喜欢绘图而喜欢讲述，一刻板就难有好结果，我觉得这就需要灵活地根据对象的喜好来抉择。又如，调研的场合也应审时度势察言观色来调整，有时候你会发现对一群人访谈时，有些妇女就不太说话，欲言又止，原因就是有些话不好当着在旁边的一些村头、长者或男性村民讲，那就需要单独和他们对话。

　　第六、调研之前要提前收集相关资料，认真做好调查提纲。做好调研前的案头工作很重要，我多次见过有备而去和无备而去调研者的差异，前者收获满满，因为他做了认真的准备，知道应该调查了解什么，怎么提问题，怎么从对话中发现新问题等，而无备而去的人则常常得不到多少信息。每天调研回来，应及时整理，并发现新问题，我与国外学者和我院同事们就多次有过白天调研，晚上整理资料，对第二天应该调研的问题等的深入讨论，调研中的及时整理和讨论是非常必要的。

　　第七、对于一个要经常进行社会调查的学者而言，培养能很快和调查对象拉近距离，打成一片的个性很重要，一定要让调查对象感觉你这个人好相处，没有架子，不摆谱。在调研过程中不能过分拘谨和刻板。我自己在调研过程中基本做到了和村民同吃同住，一起喝酒说笑话，一起歌舞等。一个人有天生的个性，但也是可以在生活中磨练出让人感觉容易亲近和无拘谨的脾性的，做人类学民族学的田野调查，这一点很重要。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代丽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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