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8年3月，贝多芬七岁的时候举行了第一次公开演奏会。不过，在波恩的贝多芬故居，陈列着一份贝多芬的父亲约翰印制的演奏会招贴，帖子上明明白白地写着这位小音乐家的年龄——六岁。

一岁之差看起来不算什么，在贝多芬那个时代却是不得了的造假。须知那是一个莫扎特大行其道的岁月。这位六岁就举行了首场公演的音乐神童使古往今来的所有音乐家都相形失色。因此，贝父的造假实际上是在伪造天才，至少是在伪造一个莫扎特级的天才，一方面是为演奏会招来更多的观众，另一方面是造些声势，希望贝多芬从此登堂入室，在波恩宫廷谋得一份有工资的乐师职位。

贝多芬首场公演的海报。图片来源：网络。

这场年龄造假影响了贝多芬的一生——他到死都没搞清楚自己到底多少岁。在他十二岁出版的第二钢琴奏鸣曲的封面上，他自己写上了十一岁。

不过我相信这场造假给贝多芬带来的绝非只有消极影响。生活在莫扎特阴影里的音乐家是最不幸的音乐家，正如生活在盛唐阴影的中唐诗人的“难以为继”的苦恼。没有人愿意做二流的李杜，都希望成为一流的自我，但是离大师们越近，越难挣脱大师们的枷锁——类似大师则沦为模仿者，不似大师则被认为水平不够。其结果是既不像大师也不是自我，而是一种“求变”的尴尬艺术。

要突破这种尴尬，首先要消除在大师们的辉煌面前的自卑。自信的后来者未必能超越大师，自卑的后来者则肯定没机会跟大师们平起平坐。一个人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自我预期。贝多芬的父亲在他的年龄上撒了谎，却从此破除了贝多芬心中的“莫扎特阴影”。“我天生不比莫扎特差”应该是贝多芬非凡艺术成就的起点之一。

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协调贝多芬之父撒谎造假的反道德属性与贝多芬贡献给人类的伟大作品之间的关系。贝多芬的成就能够洗刷其父撒谎的劣迹吗？如果你认为能够的话，那么假设一下贝多芬后来没成为音乐家而是成了杀人犯的情形——同一个父亲，干的同样一件事情，难道就因为他无法干预的结局不同而应该得到迥异的道德判决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必要规定人类的行为规范呢？一切都按结局来审判不就行了吗？

贝多芬童年肖像。图片来源：网络。

在人类所有的道德问题上，撒谎大概是最让古往今来的哲人通士们头疼不已的难点。一方面，“狼来了”的童话几乎流行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教育孩子不说谎无疑是全人类的共识。另一方面，谎话无时无刻不充斥着每一个人的生活空间。有意的、无意的、善意的、恶意的，除非你不跟任何人交往，只要你张嘴，你就不可能不撒谎，有些哲学家干脆认为人类的语言就是用来撒谎的。

伟大如《圣经》，“摩西十诫”里明确规定“不可杀人”，“不可盗窃”，“不可乱伦”，却没说“不可撒谎”，而只是说“不可为他人作伪证”——只是在法庭上不可以撒谎，其他时候悉听尊便。

至于哲学家们，麻烦就更多一些。简单地说，在撒谎问题上，古今哲学家们分为两派：宽容派和严禁派。宽容派的代表人物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他们认为撒谎可以被分为不同的种类，有些应该被禁止，有些则是允许的甚至是得到鼓励的。严禁派的代表人物有奥古斯丁和康德，他们不否认存在着不同种类的撒谎，但认为应该一概禁止。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将谎言分为三类：真正的谎言，言辞的谎言和高贵的谎言。真正的谎言表述的是人对世界完全错误的认知。苏格拉底很讨厌大诗人荷马，认为《荷马史诗》描写的诸神之间混乱不堪的关系是造谣——伟大的神明应该是完美无缺的，怎么可能这样胡来？因此这类谎言是“真正的谎言”，是绝对要禁止的。问题是，万一荷马说的是真事儿呢？万一诸神的品格和生活就是如此不堪怎么办？苏格拉底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为诸神编造美丽的谎言，以教育年轻人获得崇高的心灵。这种谎言便是“言辞的谎言”——你并非不知道真相，只不过为了美好的目标而在嘴上说谎。有真知的人使用这种谎言，可以对社会起到类似良药那样的医治效果。比如你的朋友清醒时把刀子交给你保存，发疯以后来找你要刀子，此时你不但不应该把刀子还给他，而且应该用谎话把他打发走。“言辞的谎言”如果编造得再大一点，比如像腓尼基人那样编造一个神话，说所有的人最初都是一块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大地是母亲，众人皆兄弟，让一个城邦里的人建立起相亲相爱的关系；或者说统治者被造时掺了黄金，武士们掺了白银，工匠们掺了铜铁，让大家各安本分，不再做造反的清秋大梦，那就变成了“高贵的谎言”。换句话说，骗一个人还算说谎（尽管可以被看作是正能量的谎言），骗一国人就成了伟人。难怪波普尔清算封闭独裁社会的历史旧账时，柏拉图是第一个遭到批判的，“高贵的谎言”则成了柏拉图支持暴君的铁证。

在西方哲学中，第一个在撒谎问题上站出来跟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谎言高贵论”叫板的，是四世纪的古罗马基督教哲学家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发展了苏格拉底的“谎言分类”学说，进一步把谎言细分为八类。他承认某些谎言是善意的，某些谎言甚至是有益的，但是他仍然将所有八类谎言都认定是有罪的。在他看来，谎言与真理是截然对立，不可调和的两极，容忍谎言即无真理可言，因此只能一概禁绝。康德继承了奥古斯丁的传统，其“谎言禁令”更加严厉，甚至连“救命谎言”都被认定为犯罪——如果被凶犯追杀的朋友藏到你家里，你甚至不能欺骗追上门来的凶犯，即便你的朋友因此遭遇毒手！康德认为说真话是一个普遍的道德准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该破例；因为一旦破例，人人便都可以说谎，处处都可以说谎，从此世界上就再无真相可言了。

莫扎特童年肖像。图片来源：网络。

应该指出，康德与苏格拉底之间的分歧，除了哲学门径差异之外，时代差异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古希腊时代，“求真”与“求利”之间并无清晰确定的直接联系。“神话立国”还是“科技立国”并不能造成显著的实力差别，前者往往还更强一些。古罗马亡于匈人之手，虽然古罗马的科技水平明显高于对方。然而在现代商业文明中，“求真”与“求利”合一，“弓箭手射翻坦克车”的传说只能是神话，不可能是事实。苏格拉底们的“高贵谎言”放在现代，不仅无法骗人，而且如果强行实施的话，很可能严重损害一个国家“求真”的动机和活力，造成科技和国力长期落后的局面。康德的“谎言禁令”听起来很极端，细思却有他的道理。

                                                                                        当然百分之百地实施康德的“谎言禁令”，也是不现实的想法。我以为《圣经》的思路仍然不失为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将谎言分为“公域谎言”与“私域谎言”两个大类。公域言论包括法律、新闻、政治、学术等领域的公开信息，除非有极特殊原因（抓捕罪犯，战争中的诱敌信息，等等），严禁说谎。私域言论指个人生活，是否说谎属于私德范畴，由各人自己把握。当然，如果出现公私交错的情况，如何把握则仍然是件让人挠头的事情。不幸的是，贝多芬父亲的“年龄谎言”恰恰就掉在这个区域——自定年龄属于私域，广而告之并以此获得利益就属于公域了。从公域看，贝父的做法是不道德的；从私域看，给自己的儿子创造成功的条件，似乎没什么不妥。或许在这里单一的判决永远会失之偏颇，平行逻辑可能是一条出路：贝父的做法既是道德的，又是不道德的！

当然人人都绕不过去的问题是：你会怎么做？你会为你的儿子撒谎吗？撒谎到什么程度呢？

张平 2023年4月19日星期三 于特拉维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