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即使在日本手机也远未普及。下面发生在当时工作中的两个小故事，尽管说起来有些意外或可笑，但却是真实的。

故事一：一次丰田出差的意外经历

这是个30年前的事情了。1995年3月20日，日本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成员制造了一起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事件，在东京3条地铁线的5班列车上使用沙林毒气袭击并导致13人死亡，6300人受伤。日本警察厅于同年5月16日，以杀人及杀人未遂罪逮捕了教祖麻原彰晃，而一些日本信徒以及来自俄罗斯信徒企图通过请愿、抗议、声援来解救他。这本与我毫无相关的事件，却造成了我的一次丰田出差的意外经历。

那年7月，我负责的“丰田汽车保险杠用1K型高附着性导电底漆”研发课题进入了尾声，其作业性之一的新型底漆在空气压缩循环供给系统里连续作业中的导电耐衰减性与稳定性，以及压缩泵、管道内过滤网残渣的实测结果要向丰田研究所提交。此次汇报由我主做，同行的有酒井技术部长以及公司负责丰田营业的取缔役（董事）。报告当天，他们已提前到了，而我则是带着研发报告乘新干线赶到爱知县三河安城站，14点丰田研究所集合，14点30分报告。

▲资料照片：日本警官在执勤中

出差那天，我穿装笔挺皮鞋锃亮，背着装满资料的双肩包，买好了11点的新干线车票，信步走进了熙熙攘攘的新大阪候车厅。突然间前边走过来两名日本警官挡住了去路，他们边敬礼边出示了警官证，还用生硬的俄语询问，“извини”（对不起），我听懂了，但还是本能地用英语说道，“What are you going to do？”（你们要干什么？）他们改用了英语且有些兴奋地说，“You can speak English, wary good. Go with us, Please”（您能说英语太好了,请跟我们走一趟），我被莫名其妙地带到了新大阪的警察室。

“Where are you going”（您打算去哪）? 警官继续着职业询问。看着墙壁上跳动着的秒针，我不想同他们打哑谜了，直接用日语回怼道，“去三河安城，丰田出差!”边说边从双肩包里掏出了《研究报告》。“三河安城，丰田报告？”他们惊诧地叫起来，态度似乎有些好转但依旧将信将疑，“日语讲得这么好，您是哪里人？”，我拿出日本驾照重重地摔在桌子上，有些气愤地说，“日本涂料的工程师，中国人！”“那对不起了，请坐、请坐！”他们一边不住地表示着歉意，一边开始用对讲机核实驾照里的信息。那位年长的警官还给我倒了杯水低声说，“这两天新大阪车站突然云集了一些来自俄国的或旅日俄国人的奥姆真理教信徒，闹着去声援罪犯麻原，我们的任务就是劝阻他们进京（指东京）。” 他继续着职业性的安抚，“可能真的搞错了，希望您能理解配合。”这期间，又有几位外国人也被带进来了，而且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另一个房间里有十多个穿着白色长衫，或光头、或金发碧眼的男女信徒嫌疑人也在被查询中。看来，我的略带欧式的外形被警方误会了。

▲本文作者（右一）在内蒙古风雪中执行外勤警务（1970）

经过二十多分钟对讲机核实信息无误后，几个警官齐刷刷地给我深鞠了一个躬，“实在对不起，给您找麻烦了！”但我预定的新干线快车早已走了，现在轮到我发脾气了，“我会迟到的，丰田最忌讳有约却不守时！”在他们那里时间不只是金钱更是企业的生命！日本警官们感到了莫大的压力，他们立刻给我所在的公司总部、丰田研究所以及在三河安城等候的酒井部长分别挂了电话，点头哈腰地解释着并深表歉意。他们帮我改签了下一班列车，还特意送上了一份午餐便当和饮料。要不是对讲机里又来了任务，那两位警官或许会陪我到启程。

从站台上望着他们重装穿戴（防弹背心、手枪、手铐、警棍等等）远去的背影，联想到刚才用蹩脚的俄语并非流利的英语执法查询的情景，以及很可能是个人掏了腰包买的那个饭盒和水，我突然没有了埋怨而多了些恻隐与谅解。其实我当年在科尔沁草原的公检法军管会里从警负责过刑审，顶风冒雪不辞辛苦，也曾用生涩的蒙语执勤问话，那何尝不是同他们一样职责所在全力以赴呢？

▲本文作者在基层公检法军管会工作时的警装照（1971）

那天丰田的报告延迟到下午4点才开始，并没有因为那个突发事件而简化技术报告中的任何细节以及试验数据的确认，也包括压缩泵内和管道里过滤网残渣实物的检测，一丝不苟。最终的结论OK，但依然提出了改进意见。当天汇报时我特别紧张，酒井部长他们也捏着一把汗，不只是技术报告内容，更因为从未有过迟到，而且晚了那么久。直到汇报结束后丰田的项目主管让人送来了咖啡，会议室里的气氛才轻松了许多。大家聊起来我那段阴差阳错的出差，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还调侃道，若不是警官打来电话，或许今天的汇报不会那么痛快吧。

▲本文作者（正面者）在向日本汽车厂家做技术汇报（1995）

我曾多次去过丰田研究所和制造现场，几乎就没有完美的结论，总会提出持续改进的建议或意见，有时候甚至会激烈争执不下。丰田的“精益求精”不只在苛求配套厂家，也是在严律他们自己，“一日车主，终生伙伴”，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顾客的满意与微笑。

故事二：太太晚间打来的电话

1992年至1993年期间，我在公司技术部曾担任汽车塑料部件用UV涂料的研发。除了配方的设计、试作以外，还要考察紫外线光照条件对涂料游离基反应以及被涂物外观、性能的影响。那时我每天要穿特种防尘服、戴特种眼镜和手套、在实验室加班到很晚，常常忙起来就顾不上时间了。

我所在的技术中心位于日本枚方市的工业团地，那里没有直达电车，而巴士末班车是21:40，也就是错过了时间就只能乘出租车到很远的京阪电车站转车，或是花上8、9千日元直接打车回家了。其实公司里可以报加班，申请出租车费和晚餐补助；但当时作为一个不惑之年却少有成就的工程师的我，囿于面子不想给公司找麻烦。因此，好心的太太常常会在晚上21:00左右给公司打电话，提醒我早作准备。

▲本文作者（右）在中国天津的汽车厂指导技术实验（1996）

当时日本公司管理模式是，出勤时间段以外的电话或被自动谢绝，或因紧急而由门卫室传达，而我太太晚间的电话也是由他们转过来的。可有几次找不到我时，善意的保安就启动了公司的广播还伴随着音乐，“技术部王さん，夫人来电话了”，喇叭声会在技术中心、试验楼、事务栋以及工厂等依次回响。一段时间过去了，那些正在加班而又熟悉我的年轻员工便会在晚九点左右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重复着广播，而团队的同伴们也会有意无意地调侃起来。要知道制造业公司比较忌工作中的私人电话，尤其晚间太太打过来找老公的，他们往往不认为是关切和爱意，而是感觉意外或可笑，甚至乱讲是非。面对某些人的起哄、玩笑过火我感觉很难堪。

一天，我终于向太太摊牌了，“不要再打电话了，要考虑男人的面子！”大学任教的太太很难理解，气得反唇相讥，“放心吧，再不会有电话了！……”。从此太太的电话真的没有了，我安心了，男人的尊严保住了，可万万没有料到公司的保安们却郁闷了。两个星期后的一个晚上，我加班后路过公司门卫室，三位保安同时出来招呼我进去坐坐。直觉告诉我很可能对我太太的电话有想法，我虔诚地向他们鞠了个躬，“对不起了，因为家里的电话给几位找麻烦了。”但话音未落他们三人却包含歉意地抢着说，“不是那么回事，是给您添堵了，我们几位喜欢您太太来的电话。”听这话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是从那位年长保安的解释中我才明白了。

▲本文作者同夫人在冈山森林公园（2019）

夜间保安不只辛苦而常常是单调且乏味，定时巡回，反复确认各栋建筑的门窗，水、电、汽以及各种开关等等，每晚重复着同样的工作和事情，而且经常巡回之后坐在那里彼此相视却没有新意。可自从晚上九点钟我太太来了电话，听着那略带异域风情的生涩且礼貌的日语，在他们看来那就是音乐和有趣，有时还会为此议论半天，中国的女博士（指我太太—医学博士）这么关心加班中的老公，和日本人真的不一样什么的。最后保安们还说，希望方便时我太太再来电话，他们会注意影响不用广播联络了。看着那几位满鬓花白一脸真诚，感受到了他们的善意，但我却无语了。

那天回家后我和太太讲了，她笑了，理解就比什么都好。但从那以后她几乎不再打电话了。而我呢，也买了个随身携带的袖珍闹钟，加班时就把它调响。人贵有自知之明，凡事还是要靠自己。

▲本文作者（右）同“东瀛新视野”总编蒙令华出席2024首都侨智发展大会时合影

其实我多年的工作中还有过一些类似的小故事，要知道，“一帆风顺”、“万事如意”是人们的良好愿望但绝非现实与常态，出现意外或可笑从来都是人生的一部分，也是我们职业生涯中难以避免的。把这一切看得过重往往会误认为是命运不公，但如果能看得淡然而且学会了辩证思考，这也许就是成长的契机了。（2026年2月10日完稿于日本京都。作者系旅日专家学者、原北京海外专咨委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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